拉近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距离

  习强调，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学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传统的宣教式科普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方面发挥了非消极作用。随着我们国家公民科学素质的不断的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的实施和世界科学技术强国建设的推进，推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开展积极的互动交流慢慢的变迫切。

  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专业，科学家也并未成为正式职业，人们往往凭借个人的爱好开展科学研究，并且向公众积极地普及和扩散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于从事科学的人来说，与公众进行互动和交流、开展科学普及是其“分内事”。

  随着科研活动的繁盛，专职的科学家或科研人员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他们信奉同样的范式系统，并组成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成员通过信件、论文、会议等形式开展内部交流、研讨和纠错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运作机制。

  科研共同体的这种运作机制一方面保障了科学知识的迅速生成和积累，加快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构建起了科学的壁垒，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互动慢慢的变少，科研人员不重视科普。对公众的科普转由教育学习管理机关为主承担，极端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政府作为中间人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

  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互动交流是一种很重要的科普形式，有必要重新审视。而造成互动交流不受重视的原因很多，包括科研评价体系中鲜有科普方面的指标；科研人员缺少开展科学传播的专门训练等。

  科研人员不愿意与公众经常性地分享科研进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科学本身的“可证伪性”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些当下产生的科学理论日后可能会被证实是错误的，或者被更高级的理论所覆盖，如“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结论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后被推翻。这造成很多科研人员不愿轻易地在公共领域传播自己的研究结论。

  另外，一些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细分学科方向很容易招致质疑，比如应用于农业的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雾霾形成机理及消除措施等。这也无形地限制了科研人员面向公众发声的意愿。

  尽管有上述困难存在，但并不意味科研人员就不需要直接面对公众，不需要把科研信息进行科普化加工后传播给公众。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应打破禁锢、推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互动交流，提升公众的创新精神，促进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

  一是要求科研团队就项目成果进行科普。对于一般的科研项目，要在预算中安排特殊的比例的资金用于科普。通过协议的形式，将科普活动注入科研项目流程中，将科学共同体面向公众互动交流转化为必要行为，从机制上扭转目前重科研、轻科普的现状。

  二是引导在科研过程中开展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采取一定的措施引导、帮助科研人员在做项目、发论文之外，开展与公众的网络互动，增加科研人员在科学传播链条上的分量，获得更多有启发性的反馈。

  三是做大做强科技媒体。繁荣科技类报纸、网站科普频道，以及科技类微博微信、科技音频短视频等新媒体，加强媒体对科研过程以及前沿科学进展的相关报道和解读力度。

  四是升级科技出版业态。支持科技期刊、期刊数据库、科研人员以及资助机构共同行动，解决科技文献阅读付费等阻碍科学传播问题。如采用开放获取的方式，使科研同行更容易获取研究的进展信息，也让科技媒体人员和科普工作者更易于对前沿科学进展解读。

  五是鼓励科研人员坚守领域科普阵地。网络社会的形成、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特定科学领域的谣言和误解大量出现。科学共同体面对社会公共话题，要改变沉默或者窃窃私语的状态，科研人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要及时介入，努力成为“话题引导者”，不仅力争在学界引领，也要成为公众关注科学问题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