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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前经济处于“增速换挡”的“L型”触底期，2018年经济周期从滞涨转入通缩，2019年中期经济将二次探底。从政策的转变来看，在2018年二季度到三季度之间，政策信号从偏紧转向适度宽松。长期资金市场否极泰来。

  对于中美贸易战的基本判断是：第一，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第二，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第三，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对于城市化，建议改变区域规划的主导思想，尽快确立中国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化模式。

  重点报告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以及我们对国内政策导向的观察。第二方面是中美贸易战。第三方面是城市化。

  分析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的主流角度是潜在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一个是增长的趋势，另一个是增长的波动。经济是围绕一个趋势或者潜在增长率进行周期性波动的。我结合分析框架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

  我对宏观形势：第一个判断是从中期的趋势来看，现在我国处在增速换挡的“L型”触底期。

  第二个判断是关于2019年短期的经济形势，2018年上半年是典型的滞涨阶段，到了2018年下半年从滞胀迅速转为通缩。从2018年政策进入主动去库存阶段以后，进入通缩阶段后，政策开始回暖。我们大家都认为，从政策、库存周期来看，今年二三季度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

  第三个判断是2019年货币金融增速将触底回升，今年1月份社融超预期，M2也出现略微回升。我们初步判断未来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太大。M2增速大致领先GDP增速一至二个季度，进一步验证了2019年二季度到三季度经济提高速度二次探底的判断，下半年经济有望企稳。

  最后是对市场形势，股市房市的看法。我认为今年货币金融环境不错，所以A股表现可能会比去年好，否极泰来。

  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分析一下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先看2018年，号称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

  一是GDP增速数据。2018年四季度GDP实际增速6.4%，创2009年一季度(6.4%)以来的低点。

  二是出口数据。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影响开始显现，12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为34个月新低。

  三是投资数据。去年全年投资提高5.9%，创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新低。基建投资增速降至3.8%，创2012年以来新低。1-12月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累计增长9%，创2004年以来新低。2018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为8.1%，为近20年低点。1-12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9.26万亿元，同比减少3.14万亿元，表外非标大幅减少。

  总的来说去年货币紧，金融监督管理紧，财政也是紧的，出现了经济下行、股市下跌、股权质押风险等现象。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观察，如果说去年上半年是滞胀，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处于通缩。所以政策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预调微调，监管开始放松。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基本是这样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央的政策导向，我认为中央经济宏观政策的关键词是“强化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是指经济差的时候政策松一点，经济好的时候政策紧一点。所以现阶段政策可能会转向适度宽松。

  我们详细来看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政策的描述。一是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二是财政政策，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关于减税降费，我认为最好的税收减免是不要搞特殊性、临时性的、碎片化的减税，而是普惠性的，这符合市场之间的竞争中性，公平竞争的根本原则。所以我们提议今年普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三是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非公有制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那么松紧适度是要松还是要紧呢?这需要和去年作对比，去年的提法为“保持中性”，从“保持中性”到“松紧适度”，说明今年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2019年开年就降准了，这次降准与2018年4次降准有两个不同点：第一点是2018年降准是定向，2019年是普降;第二点是2019年降准力度更大。降准后银行间市场利率降低，但是由于银行的风险偏好还没有提升，所以从宽货币到宽信用还需要一个过程。

  对于供给侧改革，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但是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去年有些地方有些部门采用了非市场化、非法治化的手段，所以今年要更多的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2015年底供给侧改革提出以来，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也部分的出现了金融去杠杆等政策执行过快过猛，导致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的问题。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们提议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

  对于长期资金市场，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长期资金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我认为这确实是解决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新经济繁荣发展很重要的抓手，但是这也是项很专业的工作。我认为注册制是中国金融市场、长期资金市场一次触及灵魂的改革。注册制不说明不监管，而是监管重心的后移。如果把注册制搞好，不仅是监管重心的后移，而且是监管的升级。在美国，注册制有三个核心。一是很严格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涉及到一系列的会计准则与法律;二是严惩重罚，美国对于证券欺诈是严惩重罚;三是退市制。我国A股累计退市率2%左右，但是美国每年10%左右，所以市场的新陈代谢，优胜劣汰非常容易实现，能确保好的企业存活。而且美国还有集体诉讼，美国的集体诉讼可以将上市公司告破产。所以说注册制不是不监管，而是监管重心的后移，是监管的升级。所以我认为这是触及市场灵魂的改革。对于长期资金市场，推动长期资金市场国际化、市场化发展的大方向不能改变。

  总的来说2018年中央工作会议信息量依旧很大的，从政策的转变来看，2018年7月份二季度中央政治局形势分析会上强调“坚决做好去杠杆工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但是到了10月份三季度的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提出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加大，强调六个“稳”。所以在去年二季度到三季度之间，政策信号开始转向适度宽松。

  中美贸易战从去年开打，引发了大规模讨论。我们大致总结了一下中美贸易战的流行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认怂论”，认为只要中国服软让步，中美贸易战即宣告结束或重归于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判断一下。2017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美国的46%;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大幅度减少，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大部分州以制造业为主，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1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度的流失;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全球GDP占比中，中国占比16%，美国占比24%。中国2018年GDP占相当于美国的66%，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最怕这样发展下去的时间和趋势。在去年5月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中，美国对中国加征税的领域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而这些领域又是美国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对中国这一些产品进行制裁，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中美贸易战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控制分歧、避免误判，在第一、二个层次多谈判、合作、寻求共赢，尽可能避免将分歧引向第三、四个层次。

  当年日美贸易战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80年代末，历时三十年，战场先后经历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半导体，一直到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989年签订《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方节节退让甚至无原则顺从，但美方却步步紧逼，直到日本应对失当、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再也没能力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宣告结束。

  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中美贸易战的第二种流行观点是“强硬论”，认为中国有实力在经济、金融、资源、舆论、地理政治学等领域对美方全面开战。我们通过一些数据来分析一下中美在军事、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差距。2017年美国的军队开支7千亿美元，中国2200多亿，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金融领域，全球外汇存底当中美元占63%，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存底只有1.8%。在科技领域，全球500强中中国有111家，美国有126家，虽然中国在速度层面追赶很快，但是在行业分布层面，美国全球500强大部分分布在半导体、IT、医药、生命健康等领域，中国大部分则是金融与能源，而且绝大部分是国企。全球最好的100所大学中，美国有43所，中国只有5所。还有基础设施、居民生活品质等方面中美依然存在比较大差距。

  中美贸易摩擦确实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第三种观点是无论是“认怂论”还是“强硬论”，都是被美方牵着走，中国应采取“无视”的智慧和大局观，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根本上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对于中美贸易战，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第一，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第二，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第三，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城市化与房地产息息相关，关于房地产我提过一个观点：“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从房地产的供需角度看，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所以房地产核心就是看人往哪里流动，这个区域土地供给情况，以及金融货币杠杆情况。

  接下来主要讲4个问题。第一，世界各国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是什么?第二，个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是什么?第三，小城镇模式造成了什么影响?第四，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是什么?

  关于世界各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我们研究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十几个经济体，发现除了极少数，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体人口流动趋势是大都市圈化和城市群化。过去上百年美国、巴西、日本、菲律宾、英国、印度，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体的人口都在不断的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具体的城市例如首尔、巴黎、伦敦，它们的城市化早就结束了，但是城市人口还在不断的上升。人口流动的特点是越是大城市，人口增长的越快，越是小城市，人口增长的越慢。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现在城镇化率59.6%，不到60%，中国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既然大城市存在交通拥挤、空气差、竞争压力大等问题，为什么大家还都往都市圈城市群迁移呢?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和基本规律可以概括为“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产业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所以人要到能提供就业机会、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去。这是全球包括各个经济体人口流动的基本驱动因素。

  长期以来，在“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思路指导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城市倾斜，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明显背离。由此形成了人地分离、土地供需错配，这成为一线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过高、三四线库存过高的根源。

  我们的建议就是改变区域规划的主导思想，尽快确立中国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化模式。

  一是首先要解决深层次认识问题。深刻认识都市圈、城市群比小城镇更节约土地能源、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符合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违背规律必然受到惩罚，小城镇化模式导致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大城市公共交通供给不足、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人的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内需不振等。

  二是尽快改变“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思路，确立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战略。小城镇模式本质是固化人口、土地等要素流动，不利于优化资源配资，违背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城市群模式，需要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要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社保跨区域流动连接，户籍，跨省换地等。

  三是大力实施人地挂钩，实现供求平衡。推行新增非流动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要加大建设用地供应，人口流出的区域要减少土地供应。

  四是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五是逐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尤其在城市群都市圈。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六是改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增强城市活力。改变人口总量调控目标，保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徙政策，吸引区外年轻人口、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口。

  嘉宾简介：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研究院院长，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所长。兼任首都金融智库专家，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升级评审专家，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等兼职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货币金融、房地产、公共政策、产业经济等领域研究。曾参与重大文件和改革方案起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年度量化绩效考核排名第四、第六。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百篇，出版专著译著《宏观经济结构研究》(入选“当代经济学文库”)、《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大势研判：经济、政策与长期资金市场》、《房地产周期》、《新周期：宏观经济理论与实战》等。

  先后提出“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改革牛”、“一线房价翻一倍”、“经济L型”、“新周期”等重要判断，是中国金融市场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2015年带领团队在中国机构投资的人的各大评选中，获得宏观第一大满贯冠军，获得新财富四项大奖，为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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